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100年？
——一位中国教授眼中的“霍金难题”
(2006-10-09 15:38:06)科学时报 今年7月4日，当代杰出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雅虎网站的“知识”栏目中公开张贴萦绕在他心头的疑问——“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动荡的世界里，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100年？”并向全世界网友征询答案，此举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5万多人提出了各自的独到见解，但人们最希望知道的还是这位伟大科学家本人的答案。然而，霍金却令人失望地回答：“我也不知道答案所以提出了这个问题。”
日前，4688美高梅集团唯一网站王伯鲁教授就霍金难题的相关问题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他从哲学视角解读“霍金难题”，并评说了霍金提问的时代意义。
“霍金难题”为什么会出现？
王伯鲁介绍说，仔细揣摩“霍金难题”，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今天的“霍金难题”并不是全新的，它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悲观主义情绪的自然流露，至少在30年以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罗马俱乐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
然而，与以往关于人类未来“是什么”的其他悲观主义断定不同，“霍金难题”是一个关于人类未来“如何做”的技术性问题，并预示了人类走出困境、重塑未来的可能性，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同时，霍金的提问方式也很特别，他选择了向全世界网友征求答案却不给出自己的回答的方式，实现了与网友乃至全球社会的互动、交流，动员公众思考和参与人类未来的建构，激发公众思索问题，积极探求问题答案。王伯鲁认为，霍金以一位几乎全身瘫痪的理论物理学家身份发问，以科学问题形态呈现，彰显了一位久负盛名的科学家晚年忧虑人类前途的人文情怀，也显示了人类处境的严峻性。
据了解，西方理论界对科学技术与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始于20世纪初叶，至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其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改善工业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谋求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些努力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观念逐步为各国政府所接受。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全球性问题依然威胁着人类，新科技革命的深化并未使人类迅速摆脱发展困境。在忧患意识日淡、技术信仰日坚、消费文化与技术理性主义日盛的今天，未雨绸缪，向全人类尤其是年轻一代再次说明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与参与，始终是人类摆脱发展困境的基础性工作。“‘霍金难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王伯鲁认为。
“霍金难题”在说什么？
王伯鲁认为，从学科归属上看，“霍金难题”应归入未来学领域。作为未来学研究的对象，“霍金难题”的解决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对人类未来的预测；二是制定社会发展规划与人类行动方案。事实上，这两个环节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构成了一个滚动递进的动态反馈机制。在这里，规划设计的实施将改变社会发展的原有进程，动摇先前预测的基础或出发点，因而有必要转入下一轮的“预测—规划设计”。而这就使“霍金难题”的解决处于递进之中。
“霍金难题”是以对人类前途的焦虑和悲观预测为基础的，核心是如何规划、设计乃至实施人类的未来发展蓝图。与以往其他未来研究项目不同，这一难题头绪芜杂、领域广泛，关涉全球社会发展规划、制度重建和全人类的行动方案。这一规划或行动方案不能是简单的原则或理念，更不能是理想化的乌托邦设想，而应是经过缜密设计与论证、契合各国各地发展实际的详尽计划，最好是可以立即付诸实施的“施工图”或“程序表”。这一工作的难度是空前的，无疑是有史以来对人类理智的最大挑战。
在王伯鲁看来，“霍金难题”的真正意图，也许并不是要给出一个能确保人类持续发展100年的切实可行的全球社会发展规划，而是要通过人们对该问题的不断思索与求解，唤醒忧患意识，检讨各自的生活方式，重新审视现行的经济与技术活动，反思社会制度安排，按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全面调整当今社会生产与生活。正像当年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促成美国原子弹研制成功一样，霍金通过向全球网民提问，也激发了人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迎接未来挑战的自觉性，而这正是“霍金难题”提出的现实意义。
“在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崇尚物质消费，淡忘危机意识的时代背景下，由一位残疾科学家表达对人类前途的担忧，意义不同寻常，极具讽刺意味。如果霍金的这一角色饰演成功，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绝不亚于他一生的科学建树。”长期从事技术哲学和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研究的王伯鲁在谈自己看法的时候，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霍金难题”究竟难在哪里？
“事实上，‘霍金难题’的难点不仅表现在不易从技术上给出一个确保人类持续发展的百年规划，而且还在于我们难于推进这一规划的有效实施。”王伯鲁告诉记者，究其根源就在于，处于现阶段的人类及其社会发展尚不具备超越自我、走出困境的文化基础。他认为，目前解决“霍金难题”面临的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竞争造成的困难。人性的自私、贪婪引发利益争夺，争夺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现实竞争中，人们往往向自然界转嫁社会竞争压力，以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等为代价，增强经济、军事竞争实力，谋求眼前的快速发展。至于战争对人类持续发展基础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在我们的文化中，尚看不到能有效剔除贪婪、遏制竞争、根除战争的积极力量。”王伯鲁说。
二是利益冲突产生的困难。“霍金难题”广泛涉及到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目前，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矛盾为轴心而展开的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纷争，已成为当代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近年来，旨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核不扩散条约”、“京都议定书”、“多哈回合谈判”等重大国际行动之艰难，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消除利益纷争的难度。
三是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困难。“霍金难题”只是世界各国、各集团甚至每个人面临的“问题群”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由于地域环境、发展程度、认识水平等差异的广泛存在，人类持续发展问题在它们的问题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或重要性并不相同，求解“霍金难题”的迫切程度或投入力量也不一样。而解决“霍金难题”的重要前提就是全球社会的共同参与和不懈努力，在当前发展不平衡条件下，这一前提难于同步具备。
四是社会内部调节的困难。由于自然约束的“潜在性”、主体价值观念和自觉程度的差异、人性扭曲和技术理性主义的滋长、社会运行的巨大惯性、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等原因，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轨的社会调节过程将十分艰难。这些困难总是处于相互交织、彼此牵制之中，同时这些困难也并非解决“霍金难题”的所有困难。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肯定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产生更多、更大的困难。
尽管目前已征集到的绝大多数答案离解决“霍金难题”相去甚远，但是王伯鲁认为，仔细分析网友们的答案，不难发现它们都是从各自价值观念、知识背景、人生体验出发提出的，都有助于“霍金难题”的解决。从逻辑上看，这些答案只是促使人类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尚不构成解决“霍金难题”的充分条件，而也许这些答案的集合才有可能转化为充分条件。
最后，王伯鲁告诉记者：“应当大力宣传‘霍金难题’，扩大它的影响范围，使世界各国、各民族都了解人类所处困境。如果有一天世界上的每一个组织、个人都能认真思索‘霍金难题’，从推进人类持续发展的高度检视自己的行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为人类持续发展大业献计出力，那么我们距离‘霍金难题’的解决就为时不远了。”
